对性服务者的严厉惩罚表明了目前政府对待地下性产业的态度，也意味着这一群体还在被社会日益边缘化:她们的心理、健康、生存无人问津反过来加剧了性疾病传播，公共卫生紧接着成为性产业之外另一个困扰政府的问题。 9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赵鹏飞告诉记者，WHO资助中国控制艾滋病100%使用安全套计划的第二批试点城市开始启动，试点分别设在湖南澧县和海南儋州。尽管仍然有坚持者认为，“对地下性产业而言，安全套意味着纵容”，但毕竟对于矛盾中的公共政策选择，安全套已经以一种温和的平衡力量的角色出现 “打击”经济的地方现实 “推广安全套就像使用安全带，当然并不是鼓励你去违反交通规则。它的用意在于对环境进行规范。”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行为干预室主任吴尊友这样评价安全套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不仅更负责任，而且更现代，更文明。”而这样的理解遇到地方现实，问题会复杂得多。在第一批试点城市之一的江苏靖江，100%推广安全套运动已经进行了一年时间，项目工作室主任靖江市卫生防疫站站长杜亚平9月27日告诉记者，“虽然在靖江的试点已经接近收尾，但在性工作者中间推广安全措施仍然很困难。”原因是尽管100%安全套项目得到了政策上的通行，但“性产业并没有获得‘赦免’”。记者了解到，靖江的100%安全套运动项目实施后，公安部门仍一如既往地履行了打击地下性产业的职责，“强度并没有减弱”。 在两种并行相悖的政策下，“实际上，我们的工作还是给公安部门先让步”。杜介绍说，经常会发生这样的尴尬，项目组工作人员正在某一娱乐场所开展工作，派出所警员跟着就进来了，“我们只能出示卫生工作人员的身份证明，然后撤”。相类似情况，在刚实施100%安全套计划的湖南澧县和海南儋州同样存在，而安全套在湖北的处境则更为极端:两位报道黄陂安全套项目的记者被停职查看，据称“他们影响了地方政府形象”。 主持此次安全套运动的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防止艾滋病项目官员赵鹏飞给记者出示的一份提交WHO的报告说:（对待艾滋病）公共政策有两种选择，一是靠降低安全行为的“成本”（如免费提供安全套）;另一种是靠提高可能传播艾滋病毒的行为“成本”（如打击卖淫）。“后者，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在政治上更有诱惑力”。赵的意思是指打击性产业除了能给地方政府带来立竿见影的政绩实效，另一个被很多人所忽视并且更为直接的动力来自经济驱动。很多时候，它能解地方财政燃眉之急。”一位靖江警方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虽然公安机关“收支两条线”喊了多年，在靖江市范围内近十个县市公安局、城区公安分局，没有一个局是全额保证了经费来源??财政部门只拨付部分人头经费，“其他经费都需要自筹”。“扫黄是大家都愿意做的工作。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上，罚款额度最高的行为就是卖淫嫖娼，每次每人可高达5000元，事实上，许多派出所有60%以上的警力都去干这事了。” 常驻中国的赵鹏飞发现了在中国办事的规律，“领导支持，工作就能做好”。赵提醒记者，在《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五年计划）中提到:“要健全市场服务网络，在公共场所设置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利用计划生育服务与工作网络正确使用安全套。”他说，这等于政府已经默认了一个事实:可以在卖淫女群体中进行干预措施，推广安全套。“现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能够给予多大程度的配合与容忍，公共政策从演变到施行，肯定是困难的。”“毕竟比起大张旗鼓地承认性产业合法化，安全套是温和而中性的表达。” 记者了解到，世界卫生组织资助中国控制艾滋病100%使用安全套计划的四个试点分别选择在了江苏靖江、湖北黄陂、湖南澧县和海南儋州四个小型城市，除了因为它们城市影响力较弱，“不至于引起太大震动，反而影响项目的正常运作”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地方，可能更能体现中国现实”。 “政治与经济，是影响公共政策变化的首要因素，而当政策面对现实困境时，安全套成为第三种力量。”赵鹏飞这么认为。 政策代价与安全套补救 一位卫生部门官员做过一个统计，1983年到1992年，光是全国性的大规模扫黄行动，就有四次，各级地方政府的禁娼行动要更为密集，而“这十年，恰恰是我们国家性产业发展最快的十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长期从事中国地下性产业的研究，他在一本由公安部编写的权威报告《扫黄?神圣的使命》中看到的数据是:“1991年前后打击行动的‘查处率’是25%到30%”，“那么根据官方公布的查处人数来推测当时每年的性工作者应该在80万，事实上，即使这样的查获率也仍然略显乐观。” “在过去几年里，政府已经为对待性产业公共政策的单一选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潘绥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算了一笔账，公安机关每抓获一个性工作者，平均需耗费7.5个人工时，以前两年情况来看，抓获25万人次，就至少需要花费180万人工时，“相当于800名专职‘风化’警察整整一年的工作”，仅工资一项就达1000万元人民币，“这还只是实际支出的一个零头”。潘说，“这里还没包括花费数倍于此的调查、讯问、取证和支付远远高于工资的各项办案费用，我大概算下来，社会每年为此的付出绝不会低于九位数，如果再加上其他间接损失，那么中国人每年为此付出的经济成本是无法计算的。” 潘所说的“间接损失”经济学家们要更清楚。经济学家杨帆假定“性产业”群体的收入中有50%用于消费，每年消费额为2500亿元，“如果算上每元钱‘性消费’带动其他消费支出的话，那么由‘性产业’带动的年社会总消费额高达1万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1%～12.8%。”让许多政府官员颇感无奈的是，如此花大血本的打击努力并没有让状况产生根本性的好转，相反性产业在一段时间内更为“地下化”:性传播疾病变得更难控制。 一位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告诉记者，靖江安全套运动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作为一个长远项目的试点，它是成功的，因为“我们已经测试出了两种政策给公共卫生状况带来了不同影响”。“两年后，我们做了阶段效果评估，以性病为例，在我们100%使用安全套计划干预实验过的娱乐场所，性工作者罹患率是0.42%，而在那些在几次严打下转入地下没有办法实施干预的地区，性工作者罹患率高达17.31%，是前者的42倍，而且因为更多的地下性工者处于流动状态，无法进行检查，这个数字还是低估的。”“艾滋病的疫情我们不便于公布，但情况是相似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社会道德构建、经济发展与公共卫生保障上寻找平衡，政府也开始想办法。”杨帆说，“安全套运动是个开始。”■ 安全套运动的舆情困境 英国著名安全套品牌“杜蕾斯”的《2002年全球性调查报告》涉及到28个国家和地区，该报告显示，70%的中国人只有一个性伴侣，而美国人只有11%的人承认他们只有一个性伴侣。这份调查报告的科学性被质疑。因为多数人相信，以中国目前的开放程度看这个报告上的数据显然有失真实。而安全套运动在中国的处境却似乎成为这一报告的佐证。中国人的性态度一如既往的晦昧而羞涩。记者采访到的情况是，安全套在中国面临的阻力除了来自地方政府，更广泛的是各层次人群的舆情声讨。 连续两年的推广项目，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官员在试点城市尽量保持低调，避免与媒体接触，但还是遇到了民间麻烦。2000年，四个试点城市之一的湖北黄陂，刚刚树起的推广安全套广告牌在22小时内被居住在附近的居民拆除，许多中年妇女十分恐惧“这种东西”会给自己孩子造成的误导。一位当地政府官员说，如果在青少年中推广安全套，就等于发放性执照，放弃性道德。他认为，贞操是防止艾滋病，维护公共卫生的最好方式。 杰士邦作为在中国安全套运动的商业推动者始终面对着是否伤害传统伦理道德的质疑。从1998年开始，杰士邦的一系列营销计划中以预防艾滋病为主题的户外、公车、电视广告接连引起争议，结果是一再被禁。虽然当时根据《关于严禁刊播有关性生活产品广告的规定》的限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杰士邦中国总代理王学海说，“最不可预期的还是普通民众对安全套的接受程度”。■ 性产业:立法与道德的争论 1957年，英国的“同性恋和卖淫行为研究委员会”所提出的著名的“沃尔芬登报告”指出，应当通过一项法令确认卖淫是合法的。委员们认为，卖淫是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也仅仅是一种不道德行为，因而无需上升到违背法律的高度，更没有必要上升到待人最为“苛刻”的刑法。 在中国法学界也始终存在着对性产业立法问题的争论。法学专家赵军认为，将卖淫定为非法，同样也是将道德直接提升为法律的表现。因为卖淫行为本身并未直接伤害到任何人的人身和财产，如果说的确伤害到了某一个人的话，那也只是伤害到了那个人的贞洁观、道德观和价值观??这是一个典型的，需由道德来约束的事情。赵说，在一个成熟的法制社会，道德与法律应有明显分野。只要你不危害到他人和社会，你既有权选择高尚，也有权选择卑贱。1990年12月28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也指出，“严禁”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你可以发现，在法律、法规式的权威表述中，卖淫嫖娼的危害除了‘性病的蔓延’而外，基本上都属于道德范畴，如将卖淫嫖娼者交由道德、舆论等非法律手段来进行声讨和谴责，应该更符合法律的逻辑”。 福柯曾提出了一个关于性立法思想极其重要的原则:“没有受害者的性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应当成为任何立法的对象”。法律学者黄岭峻说:“在这样的立法环境下，中国的安全套运动会有更开阔的空间。”■